“哥德堡号”仿古商船沿18世纪中瑞贸易“海上丝绸之路”行驶，经西班牙、巴西、南非、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历经9个半月，在7月18日终于来到了广州南沙港。此时，“哥德堡号”重返广州成了城中热门话题。

        很多人对17、18世纪外国商船争相扬帆“海上丝绸之路”，蜂拥来广州进行贸易这段历史都很感兴趣。其实，广州之所以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中外商品交易场地，是因为这里有一群特殊的商人经营着大清王朝全盛时期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广州十三行(现位于东至仁济路，西至杉木栏路，南至珠江岸边，北至十三行路的广州文化公园一带)。

        为了让市民更加了解广州十三行对外贸易的历史，广州市政府以及民间组织都展开了相关的系列活动。

        其中，《天朝洋商——广州十三行档案史料陈列展》已经在2006年2月27日开幕并在3月1日后免费向公众开放。通过史料展，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十三行开展行馆通商贸易之后，中外贸易量大增，在欧洲，掀起了一股推崇中国文化的潮流。在十七世纪中叶，中国的茶叶登陆英国。茶叶香味隽永，作用柔和，魔幻般地征服了英吉利民族，英国家庭平均每年要用1/10的收入购置茶叶。在欧洲，英国是茶叶最主要的消费国。而法国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瑞典人亦相继将茶叶的买卖作为与中国的重要交易。

        还有，2006年4月7日，在广东省档案馆举行了《帝国商行》首播式暨《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首发式活动。《帝国商行》是由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文化专题部《探索·发现》栏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单位联合摄制的历史纪录片，重现了广州十三行在清朝中后期的极盛转衰过程：富可敌国，一场大火能令熔化的白银流满街；富招人妒，腐败的清政府竟两度勒令行商筹巨款作战争赔款。

        开启的帝国南门

        秦汉以来，广州对外贸易逐渐兴起并不断发展，由此始发通往世界的贸易航线，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17、18世纪，随着欧美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各地来华航线的开辟，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贸易中心——广州，自然地成为外国商船首选的黄金口岸。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贸易，设立了粤、闽、浙、江四海关，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形成向商业行馆贸易形式转变。

        在开关初期，由于清政府并没有成型的外贸体制，使当时接待西方商船的制度极其混乱，遇到大量船只到来，官员经常招架无方，洋船常被堵在港外迟迟不得贸易。于是，广州珠江岸边有着大量的商户牙行便应运而生，它们用正常的经济手段集散货物，深受外商欢迎。

        1686年春，广东官府招募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牙行经纪人，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由于他们须经政府批准，发给行贴，故具有官商性质。这被普遍认为是十三行外贸组织建立的标志。

        “广州十三行”是一个规范化管理的对外贸易行业团体，所以广州的粤海关在清朝政府开海贸易之后，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前沿基地，贸易量居四个海关之首。由于英国商人为了扩大在中国的贸易北上宁波，清政府出于防范外夷进入中国的腹地等种种原因，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关闭江、浙、闽三海关，广州自此成为中国对海外贸易的唯一合法口岸。“广州十三行”进入了全盛时期。

        茶叶、瓷器和丝织品是当时广州输出的主要货物。其实，从西汉时期广州已有少量茶叶外销，唐代广州是中国最古老的出口茶埠，商人从广州由海路大量运出茶叶。到了清代中期以后，茶叶也就成了广州十三行与西方贸易的重要商品。由于当时经营出口贸易除领贴的官商外，还有未经批准的散商，遂于1720年成立官商的组织——公行，规定共同遵守的行规十三行，包括垄断出口价格、独占价格、独占贸易等。茶叶是清政府限定由公行垄断经营的主要商品，外商购入茶叶，只能委托公行代购，并在公行货栈中重新过秤打包、加戳，并代缴关税方能出口。外国商馆也设在十三行，当时的广州十三行街是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中心，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景象，茶叶外销日渐发达。清雍正八年至乾隆五年（1730—1740年），广州出口茶叶平均每年4.76万担，到乾隆五十年至十九年（1790—1794年）增至23.11万担，以后继续增加，道光十六年至十八年（1836—1838年）约40.27万担，当时广州出口茶叶约占中国九成以上。

        富庶天下的行商

        广州十三行行商是清政府特许经营外贸的“官商”，由于洋行垄断了中国对外贸易，其财富不断膨胀，涌现了一批像潘振承、潘有度，卢文锦、伍秉鉴、叶上林等豪商巨富。“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这首清代的竹枝词，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广州十三行商人经营对外贸易至其殷实富足的情景。而十三行洋商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潘氏家族，体现广州十三行行商的兴衰历史。

        潘氏家族是十三行历史上最显赫的家庭之一。从潘振承开设同文行开始，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潘氏家族都在广州的对外事务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在十三行中是绝无仅有的。

        潘振承于康熙五十三年，在福建泉州府同安县出生，然后定居广州。开始时，他在广州十三行任洋行职员，由于为人诚实、办事可靠，深得陈姓行主的赏识和重任，委以全权。后来潘振承在广州开设同文洋行，以其精通夷语，见多识广和笃守诚信，赢得了信誉，赢得了商机。他宁愿赔钱，也要维护商行的“诚信”招牌，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伦敦退回的废茶都如数赔偿。1783年，他创办的同文行退赔的废茶就达1402箱，价值超过1万银元。自此，在行商退赔废茶就成为惯例。所以在当时的欧洲，只要贴有“同文行”标识的茶叶就是品质的象征，就可以卖出高价。

        而且他把握良机，凭借自己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多年的交往和良好的信誉，几乎独揽了该公司的生丝、香料、棉花和布匹等贸易。与此同时，他又包揽了该公司的茶叶出口，获利更丰厚，利润高达30%，以红茶为例，成本价是每担20.2两（白银），英国东印度公司收购价为27两。换言之，每担可赚6.8两。为此，他通过大量承销毛丝品，争得大批茶叶出口额，从中获取大利。

        中西风情的融合

        清代很多外国人到中国的第一站就是广州十三行，然后通过广州的有关官员推荐及派遣专门人员护送到北京的。在广州十三行的商贸活动中，医学技术、绘画艺术、机械制造技术、建筑技术等西方文化由此传入中国，而不少的西方人也学习到不少的中国传统文化，让中国的瓷器、漆器、家具和书籍、绘画等不断地传往西方。从而使广州十三行成为了中外文化汇聚和交流的窗口，使清代的广州更具有开创性、时代性、适用性、多样性和先进性的岭南文化特点。

        十三行在地理上包括中国行号与外国商馆两个区域：中国区有一组宽敞的中式建筑，里面有很多房间和庭院，这是行商公所。紧邻中国行号的是各国商馆，这里是供洋人经商、居住的地方。商馆在外观建筑、室内装饰及生活方式上都带有异域风情，成为一个世界商务机构的博览会。木板平顶型的中国行号与拱形廊式的西洋楼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中西合璧的人文景观。

        帝国商行的悲歌

        鸦片战争是导致十三行破产的导火索。1840年6月，英国东方远征军到达珠江口外，鸦片战争轰然爆发。战火让17～18世纪东方的贸易中心“广州十三行”渐渐衰败。

        1841年5月，英军再次兵临城下。守城将军奕山统领的清军部队无力抵抗，于是令行商前往调停。在城外，行商与英军首领义律讨价还价达成英军退兵协议——限广州方面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两白银的赔款为条件。结果奕山逼迫十三行商人出资200万两。此举令不少富庶天下的行商家庭纷纷破产。

        次年，《南京条约》签订，确立五口通商，广州丧失垄断贸易地位。这个条约最终为十三行的特权画上了句号。五口通商后，广州不再是唯一开放的口岸，行商无法管理对外贸易，广州出口茶叶占全国份额日见下降，十三行失去了昔日的繁荣。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炮火将具有横跨两个世纪的商馆化为灰烬，十三行从此退出历史舞台。随着历史的变迁，广州十三行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逐渐被上海、香港取代，但它的辉煌历史将永载史册，为后人所知。

        以史为鉴

        广州十三行曾经是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中心，它在中国茶叶对外贸易中做出过辉煌贡献。正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重翻这一部广州十三行兴衰史，目的是为了了解历史、以史为鉴、古为今用，让历史变为智慧——有利于我们从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中学习“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学习如何发展茶叶事业，如何实行国有茶叶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促进中国茶叶向多品种、多茶类、产业化、品牌化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 （资料整理：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邓秀颖）